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史记》，东汉学者班固已经称其“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，借用“经传”的文献意义肯定这部史学名著的绝高等级。章学诚曾有“深于《诗》者也”，“千古之至文”的赞誉。对于这部文学和史学共同崇奉的经典，鲁迅先生所谓的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尤为精当。自然《史记》的主要撰著者司马迁，被看作文化伟人。

　　关于司马迁强大的精神力量，人们通过其身受重刑依然顽强著书的经历予以认识。清代学者赵翼分析战国至于两汉所谓“气节之盛”时，指出“轻生尚义，已成习俗”。而司马迁能够战胜“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如往，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”的心理痛苦，“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，终于完成《史记》撰述，得以“博有奇功于世”。宋代学者黄震于是感叹道：“迁以迈往不群之气，无辜受辱，激为文章，雄视千古，呜呼，亦壮矣。”司马迁的另一人生体验，即万里行旅，对于他的史学考察和史学理解意义也非常重要。苏辙说，“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……故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。”凌稚隆《史记评林》卷首引马存语：“子长平生喜游，方少年自负之时，足迹不肯一日休”，其用意在于“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，然后吐而为书”。

　　司马迁是这样回顾自己的早年经历的：“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於沅、湘；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峄；厄困鄱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“二十”出游之前，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，形成早期文化气质。而“年十岁”之前，则曾经有“耕牧”实践。

　　汉代未成年人参与生产劳动实践，是相当普遍的情形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有所记述。如《高祖本纪》记载，“高祖为亭长时，常告归之田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，……”说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年幼时都曾经跟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。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写道，卫青“少时归其父，其父使牧羊”。其他史籍也有不少记载儿童劳动的故事。

　　《释名·释长幼》关于“童”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十五曰‘童’。牛羊之无角曰‘童’。山无草木亦曰‘童’。言未巾冠似之也。女子之未笄者亦称之也。”《说文·人部》也说：“僮，未冠也。”汉画像石、汉画像砖多有儿童参与“耕牧”的画面。这些画像资料中所看到的“童”，都是被发童子，表现出“未巾冠”的形象。当然，司马迁“耕牧河山之阳”在“年十岁”之前，较“十五曰‘童’”，还要年幼很多。

　　《汉书·昭帝纪》记载了始元二年（前85）少年汉昭帝在“钩盾弄田”参与耕作实践的故事：“（春二月）己亥，上耕于钩盾弄田。”这一历史记录具有仪式性意义，在正史系统中是受到重视的。《宋书·礼志一》《南齐书·礼志上》都曾回顾这件事。据《汉书》的注家解释，“弄田”为“年幼”“戏弄”之田。汉昭帝耕于“弄田”故事，存留在长久的历史记忆中。宋代学者宋祁的作品中至少5次说到“弄田”。清乾隆帝诗文中“弄田”凡38见。汉昭帝“耕于”“弄田”，自然首先是帝王进行重农宣传和勤政表演的一种方式，与司马迁等幼时的“耕”完全不同。但是对于尚是未成年人的汉昭帝来说，这又是一种耕作游戏，也是一种劳动实习。我们还注意到，9岁的汉昭帝“耕于钩盾弄田”，和司马迁“耕牧河山之阳”大致在同一年龄。这可能是汉代社会未成年人普遍参与“耕牧”劳动的人生阶段。

　　“耕牧”经历的表现，绝不会是不经意之为。储欣《史记选》这样评价《太史公自序》：“耕牧壮游，磊落奇迈，想见其为人。”指出童年司马迁“耕牧”生活与“其为人”的关系，体现出非常透彻的历史文化观察力。桓谭说，“通才著书以百数，惟太史公为广大，余皆丛残小论。”王充说，“汉作书者多”，司马子长“河汉也”，而“其余泾渭也”。司马迁对于“田农”“田畜”等经济行为非常重视。梁启超指出，“西士讲富国学”，“太史公最达此义。”（《史记货殖列传今义》）也有学者强调，通过对“农”的看重，可知司马迁“相信经济的力量对于国家与伦理有莫大的影响”。司马迁对经济史的理解，早年“耕牧”体验应是必要的知识基础。而《史记》能够“详察社会，精言民事”，“一扫封建上下等级”，特别是面向底层，关注平民的立场，以及有的学者所称颂的“社会眼光”“自然主义”等表现，很可能与他幼年即产生的与劳动者的亲近情感有关系。（作者王子今，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