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迅与父亲
爸爸于我是极特殊的存在。
他驻外10多年，缺席我成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。但蓦然回首，我却似乎一路都在循着他的脚印。
因他的外派，我留学日本；
因他的背影，我转身回国；
因他是记者，我当上主持；
因他的病痛，我学会了尽量坦然、尽力微笑……
他的远赴，我的成长
小时候，我不知道父亲是谁。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父亲就被派驻海外。
上幼儿园了，每当小朋友问我父亲在哪儿，我总会跺跺脚，“就在脚下，地球的那一边。”
上小学后的一天，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机场接一个叫父亲的人。一个胖胖的男人从里面一出来就抱着我亲个不停，胡子茬儿扎扎的，好难受。我使劲推开他，放声大哭。妈妈赶紧哄：“他是爸爸！”
“骗人，照片上的爸爸是个瘦子！”
这位爸爸的第一印象很糟糕，最糟糕的是妈妈从此晚上不陪我睡了，我能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一种像火车跑过的声响。妈妈说，那叫“呼噜”。以前家里没有住过男人，自然不会有这么怪异的动静。一天我推开厕所门，看到爸爸站在马桶前，就十分好奇，非想转过去看看爸爸为什么要站着。爸爸急了，又不能马上走开。他用手挡着我，指甲把我的眼角划出了血。
刚上中学，父亲被派驻香港新华分社，随后又派驻日本新华分社。
1990年，17岁的我东渡日本，半工半读开始留学生涯。为了赚够学费和房租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扫厕所。每晚六点半，我准时把18层大楼的每个男女厕所清扫一遍，一个格子、一个格子地打扫，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，再用抹布把便池旁边的屎尿擦干净，让它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。
这样干了三个月，我又换了份餐厅洗盘子的工作。由于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洗洁精里，不到一个月就变得粗糙并开裂。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，洗盘子让我学会了坚强。
生活在社会底层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更没有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。我不敢说，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。
当我决定要去日本留学时，妈妈没敢告诉父亲。当时国外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，难免有利用工作之嫌。后来真有人告到总社，说父亲把女儿都办到了国外。总社经过调查，认为父亲没有利用职务之便，此事才得以了结。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早已是人性化管理的必备福利，但当年，我不仅童年和少年没有父爱，而且高中毕业，留学东瀛，就在父亲身边，还要提心吊胆、东躲西藏。
经济上我更不敢伸手要钱。当年父母工资很低，随父亲出国的妈妈属于“编外”，每月工资只够买碗面条。
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我和父母却极难见面。偶尔打个电话……“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，买了一些好吃的。”父亲情绪特别好，“还看到了一盒葡萄，好大，可是太贵了，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。”
于是，那串美丽的葡萄，就成了我下一个拼命赚钱的目标。
感谢父母，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，而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、意志和赚钱的能力。女孩要对金钱、物质、欲求有足够自制力，要为自己未来负责。不论是扫厕所，还是洗盘子，我始终怀有良好的愿望与梦想，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体验。
爸爸几十年的记者生涯，从总统、首相到老百姓、街头女，采访过无数人。当我成为记者后，遇到心中不平事，便会请教他。爸爸说：“记者应该触摸到最真实的世界，那里不全是阳光，还有暗影，这就是成长……”
他的背影，我的转身
1999年夏天，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妈妈病重。第二天，当我赶到北京铁路总医院时，已近黄昏。医院的电梯已经停了，我心急火燎地顺着楼梯往上爬。
突然哐当一声，吓了我一跳。抬头朝上看，只见在楼梯转弯处站着一个胖胖的男人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提的两个铁盒掉在地上，饭菜倒扣，盖子摔下几级台阶，汤汤水水顺着楼梯淌下来……
他太胖，爬到5层已是满头大汗。他费力地弯下腰，很努力地挤压着肚子上的肉，用双手把地上的饭菜捧起来，放回饭盒里。油腻沾满手，他掏出手帕，擦擦手、擦擦汗、再擦擦地，然后把湿湿的手帕塞回裤兜，又下几级台阶，捡回盖子，装进塑料袋里。他直起腰，深深地喘了几口粗气，扶着楼梯把手，开始继续向上爬。爬几级台阶又停下来，掏出那块油油的脏手帕擦汗，白背心已被浸透，前胸后背全贴在身上。
我一声没出，一动不动。望着那拎着饭盒、迟缓向上爬楼的背影，我眼里已满是泪水。那是我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，此刻，他如此苍老、如此尴尬、如此无奈。
想来父亲不愿在此刻被女儿看见，我隔着一段距离悄悄跟在他身后。他走进一间病房，俯身对躺在病床上双眼蒙着纱布的妈妈低声说：“瑞云，对不起，我上楼时不小心把饭弄撒了……”妈妈轻轻安慰：“没事，我不饿。”看着这般无奈，我拼来的荣誉、挣来的钱，又有何意义？“妈——”张嘴那刻，已做出决定：“我要回国。”
父亲很赞成：“我马上就退休了，你回来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。再说媒体这行，还是把根基扎在自己母体文化上最牢靠。都在有为之年，何不早回来，把精力用于有用之所呢？”
这是老新华人的厚望，父亲的叮嘱。
他的病痛，我的坚定
2003年、2004年、2006年，这三年，父亲经历了三次大手术，三过鬼门关。
2010年春节后，父亲又住进了医院。父亲生病这8年，是我与他最亲近的8年。
父亲病了，他的同事、当年一起派往拉美的吴永恒叔叔来看他。吴叔叔向我说起当年的事，我才第一次知道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……
1973年初，周总理决定由新华社派出5人记者组辗转到拉美地区未建交的国家进行调研，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朱荣根。1月4日，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等同志在晨曦中冒着严寒到北京站为记者组送行。
根据计划，记者组要访问11个拉美国家，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，拉美是陌生的世界。当时，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都没想到，这次出访持续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。在这次访问中，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在巴拿马举行的安理会会议。其间巴拿马外长胡安·塔克同意新中国在巴拿马建立新华分社。于是，总社马上决定朱荣根和吴永恒两位同志留在巴拿马，创建新华分社。
从此，在接下来的5年，也是我童年大部分的时间，爸爸住在旅馆，出入受到“台湾使馆”和当地军情处的严密监视。当年，新中国举着革命大旗，“斗争”每时每刻都在身边发生。时局紧张时，窗外枪声阵阵，爸爸和吴叔叔只能憋在房里，等到吃饭和发稿时才下楼。爸爸和吴叔叔不能打电话，信走国际邮路，与家人天各一方，几个月才联系一次。孤独、寂寞相伴着坚守，回家遥遥无期。每天晚上拉窗帘时，才意识到又熬过去一天。
在巴拿马期间，两位新华社的年轻记者一起执行了无数“特殊”任务：营救、传递、惊险……曲折、命悬一线。当年，华侨自动充当他们的后盾、耳目及保护伞。华侨说，这两位记者是“中国和巴拿马关系的开荒牛。”
在巴拿马时，父亲月工资30美元，吴叔叔20美元，他俩用每月50美元的工资开创了巴拿马新华分社。从这两位年轻记者每天经历的枪林弹雨、眼前飘过的金钱美女中，我明白了“发财请走别路，怕死莫入此门”。这就是信仰，这就叫忠诚。
我在国外生活了10多年，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0多年，做媒体的，总会接触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、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。名利权情、各种诱惑，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。
有人说：“让糖衣炮弹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把糖衣吃掉，炮弹打回去！”我说：“来不及了！炮弹定会直接炸在嘴里，炸得你毫无脸面。”
说完吓一跳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。
他的皮包，我的纪律
父亲在10多年驻外期间，也会偶尔回国述职。这难得的团聚，他最疼爱3个宝贝女儿。
那时，女孩子最馋的是冰棍儿。夏天，路边小推车里，厚厚的棉被下盖着3分的红果、5分的巧克力、8分的奶油雪糕、一毛二的双棒。买不起就在冰棍儿车旁站会儿，盖着冰棍儿的棉被掀开的瞬间，甜甜的清凉就已经能让我们美上好一阵儿了。
妈妈管着家里的钱，因为有3个女儿，还有姥姥奶奶要负担，每月过得紧巴巴的。但父亲疼女儿，发了稿费就会给孩子们带回几根冰棍来。为此，父亲回家后，3个女儿把他团团围住，像小狗一样拿鼻子凑着包儿闻，只是谁也不敢用手去碰他的黑色手提皮包。
这是家里的规矩，父亲曾特别严肃地告诉过我们，包里有保密文件和保密本，拉锁拉到哪里都是有讲究的，他看看拉锁就知道有没有人动过他的包。那个特殊年代，这就是铁的纪律。从父亲严肃态度中，孩子们明白：纪律就是纪律！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一次碰了他的包，那里面就永远不会有冰棍了。
家是个讲情不讲理的地方。爸爸很少命令孩子，而是用鲜活的言行影响着我们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“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”
20多年后，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我，时常会想起小时候父亲的皮包和那几根冰棍，冰棍早吃掉了，但父亲严守纪律和保密意识，全留在了我心里。
他的家训，我的护身
父亲是中国派驻海外的第一批记者，他经历过很长一段中国被外国看不起的日子。他常说，国与国之间，实力就是硬道理。
2000年，我回国后，父亲天天叮嘱我两个字：“紧跟！”他不断重复：“紧跟政策，其他远离！”
父亲做了40多年的时政记者，常驻拉美时，那里的一些国家经常政变，他枪里炮里地采访着政权更替。之后，他又常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，见识过各国政治家的高明手段。他赞叹之余，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碰这些，他只想女儿简单、幸福、快乐就够了。
父亲够，我不够啊。我刚回国，意气风发，光简单快乐哪够啊？一定要发展！当我回家向他抱怨什么时，他总是特别不屑，“没什么不公平的，生别人的气没用，别人成功是因为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努力着。”
父亲严格规定我回家的时限。我都20多岁了，除录像外，一定要回家吃晚饭，否则全家人就饿着等我。我被切断了所有应酬，不禁愕然：“您打小就没管过我，这是干嘛？”
父亲回屋，用毛笔写下泰戈尔的一段话：“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不要走错路，不要惶惑，不要忘记你的天职，不要理会那恶俗力量的引诱……”
10多年的起起伏伏，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，不该是你的千万别拿，拿了是祸不是福。好好做人、踏实做事，老天爷看着呢……
深深凝望墙上父亲的照片，感恩父亲，这家训是女儿一生的护身符……（朱迅）